在194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，保罗·道格拉斯以学会会长的身份把美国第一届克拉克(JohnBatesClak)奖章授予了当时未满40岁的萨缪尔森，并预言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将有无可限量的前途。

23年后的1970年，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世界经济学的最高奖—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。

保罗·萨缪尔森（Paul A. Samuelson）（1915—2009），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，随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，并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学教授，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部的创始人。

他是那些能够和普通大众进行交流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。他经常出席国会作证，在联邦委员会、美国财政部和各种私人非营利机构任学术顾问。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，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，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，被誉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。

萨缪尔森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，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，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。他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，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“肯尼迪减税方案”，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。

这是萨缪尔森的三大成就。

保罗·萨缪尔森(Paul A.Samuelson)，1915年出生，为人聪明勤奋。萨缪尔森出身于一个经济学世家，他的侄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，而兄弟罗伯特、妹妹安妮塔也都是知名经济学家。

1931年，保罗·萨缪尔森考入芝加哥大学，专修经济学，年仅十五岁。

此时的经济学发展，就如萨缪尔森在1985年2月的一次演讲时所说：“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，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。”数字还没有加入到经济学科当中来。

萨缪尔森接着说道：“在旧式的经济学中，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，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，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，也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。”萨缪尔森此时所说的经济学正是古典经济学(　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)自亚当·斯密于1776年开创后，走到了生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。

萨缪尔森说：“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。”1936年，出任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《就业·利息和货币通论》(以下简称《通论》)一书，经济学重新焕发了生机。

在这部划时代作品的影响下，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，萨缪尔森的导师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，提倡 “自由放任”，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，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。他不但继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，而且把这种学说理论通俗化，还做了一些补充发展，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权威人士之一。

萨缪尔森毕业后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学业。在他的导师指引下，萨缪尔森26岁那年取得博士学位。其博士学位论文《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》获哈佛大学威尔斯奖，正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《经济分析基础》为萨缪尔森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1958年，他与R·索洛和R·多夫曼合著了《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》一书，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。

萨缪尔森在攻读博士学位时，重新阅读了从威廉·配弟到亚当·斯密，从李嘉图到马歇尔、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、庇古、凯恩斯等人的著作，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，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凯恩斯主义。当时社会上对凯恩斯理论中的“投资乘数论”及“就业乘数论”颇为注意，萨缪尔森认为，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 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。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。因此，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——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，来研究凯恩斯主义。

1961年1月，肯尼迪就任总统时所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悲观地宣布：“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。我们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、3年半的萧条、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、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”。

1953年，当《经济学》第三版发行时，萨缪尔森来到美国预算局，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。

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。肯尼迪采纳了萨缪尔森的建议，实行了著名的“肯尼迪减税”政策，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，扩大了总需求，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。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，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。萨缪尔森也成为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。

1948年，萨缪尔森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巨著《经济学》。这本书一出版即告脱销。许多国家的出版商不惜重金抢购它的出版权，不久即被翻译成日、德、意、匈、葡、俄等多种文字。

有的经济学家在评论萨谬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影响时指出，萨谬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。人们进入大学一开始学习经济学便遇到了萨谬尔森，读的是萨谬尔森的《经济学》教科书；而当进入高层次经济理论研究之时，人们还是离不开萨谬尔森，这时萨谬尔森的《经济分析的基础》成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；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，诸如：微观经济学、宏观经济学、国际经济学、数量经济学，人们总是能从萨谬尔森的有关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。

在2008年底的首届中欧国际管理论坛上，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，致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雷诺教授，表达他对中国经济的关切，并向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他的建议——走一条适度的“中间路线”。

以下为《中欧商业评论》2009年1月刊登的萨缪尔森来信原文：

近几十年来，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不断加速发展，这是经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。此前，几乎没有人对此有所预见。而现在，则几乎没有人会怀疑，到2050年，十几亿中国人将会创造全球最高的年度总计实际国民生产净值（NetNationalProduct）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未来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：唯有市场体系，才可能实现和维持过去百年来所取得的这种全球性的实际增长。这一真理不仅适用于欧洲和北美，也适用于亚洲和拉美地区。所有事实证明，官僚式产业组织一旦规避市场和贸易，就一定会走向失败。

而在中国，一种崭新的现象出现了，中国拥有自由的市场和贸易。正因如此，我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。

面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支配者，我能够提出哪些简明扼要的建议呢？基于我对“微观－宏观理论”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，我必须建议：中国将来应该以“适度中间路线”（limitedcentrist）经济，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。中间路线，是将深受米尔顿·弗里德曼（MiltonFriedman）、弗雷德里希·哈耶克（FriedrichHayek）等自由主义者所钟爱的、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。

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。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。

中间路线要求“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”。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，但它是一个优于其他的目标。

就定义本身而言，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。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层和人民推荐“中间路线”，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，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。

每个地区和社会，都必须为自己设计出中间路线所需的折中方案。

最后，我要强调一下“中间路线”的适度问题。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，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，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，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。通过遵循民主多数原则的集体讨论，有望减少极端的不平等性。我们可以这样做，也应该这样做。但如果出于“非理性的理想主义”而忽视了现实主义，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，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，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。

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，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，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。

中国未来的成功，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。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。瑞士财富的增多，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。请诸位务必记住最后这几句话。